聊城假藥案:當“情”與“法”的矛盾已成事實,醫生該如何自救?

原創:簡言39健康網2019-08-05 17:52:22

人性、法律、規章制度、約定俗成的潛規則、世人對醫生的觀念……這些正在或者已經形成的一道道鎖鏈,把中國醫生這個群體捆綁得無法動彈

“平等仁愛、患者至上、真誠守信、精進審慎、廉潔公正、終生學習……”這是《中國醫師宣言》的核心精神,是醫師職業精神的普遍原則和道德底線,更是曾經讓無數醫生心潮澎湃甚至奉為信仰的話語。

但如今,這些話語對于當下的醫生可能已經不再適用。眼下,諸多被曝光亦或是未被曝光的案例無不在告誡中國醫生:醫者不是上帝,即使面對疾病和患者,他們亦有不可為之事。他們需要時刻警惕,在給患者看病時出現的任何一個小細節,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哪怕是出于道德、人情的緣由,皆會受到法律法規的制約。


人性、法律、規章制度、約定俗成的潛規則、世人對醫生的觀念……這些正在或者已經形成的一道道鎖鏈,把中國醫生這個群體捆綁得無法動彈。

當下的中國醫生,只能算是被捆綁住手腳的折翼天使。

醫患信任成“聊城假藥案”切口

醫患間信任危機的爆發速度,遠比人們想象中快得多。

以2019年3月底曝光的“聊城假藥案”為例,作為第一個轟動醫界和非醫界的典型,事件發生后,當事人陳宗祥醫生接受了“免除了科主任職務,暫停了一年執業活動”的處罰,并表示“不想再行醫”。

今年4月,央視《今日說法》欄目報道“聊城假藥案”。/ 央視截圖

該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可怕的是,隨后,有的醫生被停業,有的醫生被禁言,還有的學生也因此放棄了學醫的理想。

如果不是社會新聞對于這一事件聚焦,人們往往不會意識到,中國醫生群體已經抵達到怎樣的絕境。

這樣的絕境也不僅出現在聊城,在與聊城相隔600多公里江蘇鹽城的一家縣級醫院,婦產科副主任楊長林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對患者的就診發表任何除本職工作之外的意見。

“作為一個醫生,我們還是需要做好自我保護,如果出現不符合醫療規范的事情,盡量不要強出頭,免得給自己找麻煩。”在楊長林看來,眼前的醫生群體,最好做到:不要自找麻煩。

遠在開封婦產科醫院的王協軍醫生也有些許覺悟,他建議,醫生與患者間的術前談話不應該在吵吵鬧鬧的診室中進行,而是應該安排在安靜的辦公室中,更該標明“您已進入視頻攝錄區域,您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記錄檔案”的字樣。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醫生的安全。”王協軍認為,99.99%的醫生都是善良的,他們都是希望能盡快幫助患者解除病痛。但也正是如此,很多時候醫生也會因為自身缺乏完善的溝通技巧,稍有不慎便會將自身陷入困境。“學會保護自己是中國醫生的職業需要。”

其實,這也并不無道理。在國外,醫生入職不僅要考核醫療專業知識,還要考核醫生的情商,助力醫患無障礙溝通。美國許多醫院還設有“患者委員會”或“患者體驗改善部門”,其宗旨也是為了幫助醫患雙方相互監督、督促和改進。

1956彩票美國醫生特魯多有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慰藉。”/ 北京電視臺

“我國也該設有提高醫生情商的培訓課程,同時,更應該對法律規定進行細化,幫助醫生清除工作障礙,避免醫生浪費更多的時間與患者扯皮。”北京某大型三甲醫院醫生劉峰很同意王協軍的看法。

在他看來,中國醫生有許多共同的苦楚難以向外人訴說。例如,門診中,針對患者提出的同一個問題,醫生需要反復解釋,以至于最后難免有患者認為自己不夠細心或者不夠有耐心。

“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告誡自己,要有足夠的耐心跟患者好好談談。”即便如此,劉峰也難以排解內心的痛苦,很多時候,他會選擇在桌子底下用力捏筆以發泄不滿,以至于,一天下來會捏斷好多支筆。

劉峰能找到發泄窗口已屬萬幸,而有的醫生在面對患者的抱怨時根本無法控制自己。例如,在2019年4月,上海仁濟醫院一名專家就因與患者發生沖突,最終被警方戴上手銬帶走。

這種情況不在少數。據相關統計報告顯示,2013年至2015年,相關的全國民事一審判決書中可以實現準確解析處理的共7239篇,其中,北京地區共350篇,上海地區共576篇。而患者起訴醫療機構的案件占比約87%。

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的法律適用問題作出了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當所有的壓力全部放在醫生一人身上時,各種問題總會接踵而來,心平氣和地面對患者已經變得不大可能,理所當然,醫患之間的信任度也會由此降低。

“醫者仁心”和”守法合規”怎么選?

成見是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無法搬動。在今天,“醫患矛盾”已經成為橫亙在醫患雙方中間邁不過去的一條鴻溝。

學者馮磊曾經在分析醫患關系時提出過一個有意思的悖論:對于患者和患者家屬來說,往往越是對醫學不了解,就越迷信醫學的無所不能,越迷信醫學的無所不能,也就越懷疑醫生有問題。無論是醫生也好,醫療行為也罷,總會變得危機四伏,醫生更仿佛成為了弱勢群體。

1956彩票當然,這也是受到根深蒂固的歷史因素的影響。某業內人士就曾對39深呼吸(ID:shenhuxi39)直言,目前,國內診療費普遍較低,無法讓醫務工作者過上體面的生活,不少優秀的醫學生不當醫生而是另謀出路。要么出國留學深造、要么應聘藥企醫藥代表。

2017年中國醫生薪酬分布,71.6%每月工資不足8000元。/ 智研咨詢

一項2017年的數據顯示,中國醫生最主要的壓力來自于醫患關系和工作時長。/ 智研咨詢

“這是一個長期的現象,最起碼持續了20年,從90年代初到現在一直如此。而當前醫患矛盾激化,也反映了我國醫療體制中存在的結構性缺陷。”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告訴39深呼吸(ID:shenhuxi39),近年來,他一直在幫助各大醫院處理醫療糾紛案,每年他需要處理的已經在法院立案的醫療糾紛案件約800多起,其中,一家綜合性三甲醫院每年就約有二三十例。

“改革開放40年,其他行業發展速度很快,但醫療衛生事業仍然保持著計劃經濟的體制。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醫療健康需求和落后的生產力、生產體制之間的矛盾,才是當前醫患矛盾的根源。”鄧利強主任表示。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利益的糾葛,道德倫理的牽絆,以及價值觀念的取舍。

1956彩票以“聊城假藥案”為例,醫生以醫者父母心為出發點,在患者面臨癌癥晚期國內苦無良藥而國外有的情況下,出于好心將購藥渠道推薦給患者家屬。最終,卻因為“卡博替尼”這一款藥物尚未在中國上市,被判定為“假藥”,主治醫生也因此受到牽連。

案件中的卡博替尼(Cabozantinib Tablets)抗癌藥。/ 山東衛視

這看似高尚且冤枉的行為,實際上,也在提醒醫生:是“醫者仁心”?還是“守法合規”?這一選擇題面前,應該做到正確取舍。

對此,北京市華衛律師事務所劉凱對39深呼吸(ID:shenhuxi39)表示,不可否認,道德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追求的終極目的。但是,從動機到目的這一過程之中,僅憑道德根本不具有任何意義。

“這就要求醫患雙方尊重醫學科學,尊重醫學倫理。”劉凱強調,醫患雙方都需要清楚地認識到,醫生是一個時刻與生命打交道的職業,每個醫生開出的藥品都是特殊的產品,無論是原研藥,還是仿制藥,應該永遠將質量放置在第一位。

從國家管控的角度也可分析出這句話背后的含義。以全國人口13億計算,按照每一種疾病的病群體只有10萬人進行估計,約占到全國總人口的0。007%。但一種不合格的藥物使用的群體哪怕僅占1%,影響的人數也將是數以千計。

“大部分醫生都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與高尚的意愿追求,但如此就迫使行政主管部門不對這類醫生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是不現實的。否則,國家通過各個層面各種手段和方式所構建的藥品監督與管理的體制就會轟然倒塌,”劉凱強調,評價某一醫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應該從道德層面、倫理層面、法律層面進行綜合評價。

鐵律面前,醫生需要自救

自古以來,中國都是一個人治的社會結構,法外容情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骨髓中。在鐵律面前,一切都變得微乎其微。

但也有人說,培養一名優秀的醫生需要20多年了,摧毀他只需要一個醫療糾紛,一段報道,一個行政處罰,這樣未免太缺乏人情味。

換言之,也正是因為如此,醫生更該謹言慎行。

那么,當“情”與“法”的沖突和矛盾已經成為事實時,醫生群體究竟應該如何保護好自己?

據39深呼吸(ID:shenhuxi39)了解,為破解這一沖突和矛盾,司法機關已經在法律適用方面有所糾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銷售少量未經批準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聊城市公安機關對案件作出終止偵查的決定。/ 央視截圖

除了政策的助推,不少醫院也在自發尋找破局之道以規避風險。

例如,據相關媒體報道,在江蘇省一家醫院,某心內科醫生曾自曝:有患有妊娠性高血壓癥的孕婦通過代購買了“甲基多巴”(這是孕婦首選的降壓藥,中國大陸沒有上市),掛了醫生的號后問該怎么服用?該醫生建議孕婦自己看說明書。但孕婦稱英文看不懂,最后,醫生便直言:自己可以給孕婦翻譯,但前提是,孕婦需要先取消之前的掛號。

對于該醫生如驚弓之鳥的心態,有人將其歸因于“聊城假藥案”的后遺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難發現,“聊城假藥案”讓救死扶傷的醫生看到了現實的制約。他們清楚地發現,法律法規既保護了自己,也限制了人性甚至醫德。

“從這個結果來看,‘聊城假藥案’是雙刃劍都不足以來形容,堪稱多棱的軍刺,”在淮安一家醫院,行政主管劉雅嵐認為,“聊城假藥案”后,更應該對臨床醫生的合理用藥進行規范。

劉雅嵐5年前進入醫院婦產科,一直奔走在一線臨床,兩年前她因為表現出色轉至醫院管理崗位。身在管理崗的她,如今,需要幫助更多醫生考慮除專業技能以外的事情。

“以青霉素皮試為例,皮試結果出現陰性則意味著患者可能會出現過敏反應。在醫院,如果走規范流程拿藥,即使患者出現事故,所有的責任也會由醫院承擔。相反,如果藥是患者或醫生從醫院以外的地方帶入,那么,醫院則不會給醫生個人承擔任何責任。”

1956彩票劉雅嵐稱,剛剛進入這家醫院時就發現,有些藥醫院根本不采購,這更需要嚴格規范醫生,不可隨意給患者提供非院內藥物的采購渠道。

《執業醫師法》中明確規定:醫生必須使用經國家批準的藥品、消毒藥劑和醫療器械。/ 國家衛健委官網

北京協和醫院也有自己的處理方式。該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譚先杰介紹,在協和醫院,所有非院內的藥,或者沒有進入國家醫保目錄但又是患者必須要用的藥物都可以在醫院周邊的“協和大藥房”買到。“患者在買藥之前,需要進行申請,簽知情同意書,而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就是把責任推給醫院管理層。”在譚先杰看來,當代的醫生不該也不可隨意去攬責任,畢竟,這樣的責任也不是一個醫生能夠承擔的。

當然,如今,要想化解醫患關系難題任重道遠,但醫生也需要知道,患者到醫療機構求醫,將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給醫院和醫生,醫院和醫生應當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盡義務治病救人。

“遵守職業規范,遵守職業道德,遵守診療規范,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在這個時代仍然是必需品。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醫療安全與醫患之間構建起良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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